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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寻 | 晋南才是晋商的发源地?

发布时间:2017-05-30 22:22:11      来源:中国网商会频道      编辑:赵彦

中国网商会频道 综合编辑  山西晋南史称平阳,地处黄河东岸,汾水之畔,民风淳朴,人杰地灵,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。晋南是尧舜禹古都,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,自古以来社会经济十分发达,文化底蕴非常深厚。晋南不仅有以文明始祖尧庙、黄河壶口瀑布、洪洞大槐树等为代表的根祖文化,而且还有着以关公文化为代表的晋商文化。    

现在一说到晋商和晋商文化,人们大都认为以晋中为代表,人们印象中就会出现晋中几个大院和平遥古城,晋中也自称为“晋商故里”、“天下最富”。但是,历史事实却大相径庭。这种认识误区的形成,是因为一些影视剧热播等人为的的误导。大量史料足以证明,晋南才是晋商的发源地,平阳商帮才是晋商的杰出代表,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。  

据《易·系辞》记载,早在先秦时代,平阳就开始了“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”的商业交易活动。晋文公推行“轻关易道,通商宽农”的经济政策,使关卡畅通,经贸发达,使晋都故绛(晋南翼城、绛县一带)成为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天下儴儴,皆为利往”的商贸中心,当时的富商大贾,其财足以“金玉其事,文错其服,以至富比公室”,从而导致晋国成为“国富兵强、财用不匮”的千乘国家,曾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。    

秦汉时代,平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。到了宋代,平阳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,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。据《马可波罗行记》称,元代“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”。明人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一书中说:“平阳、泽潞富豪甲天下,非数十万不称富”。据明成化时《山西通志》言,“平阳府君子优深思,远小人”,“勤于耕织,服劳商贾”。崇祯时《山西通志》言,明代的平阳商人,规模越做越大,范围也越闯越大;他们“或盐、或丝、或转贩、或窖粟”,“历吴越、游楚魏、泛江湖”;“每携资走四方”,“虽海溉山阪,皆有邑人”。

到了清代,山西商人更是北上俄罗斯,西去阿拉伯,南下暹罗,东渡日本,“远贾安息”即今之伊朗,终于成为堪与世界著名商帮一较高下、且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商业劲旅,被誉为“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”。当然,凡是有晋商的地方也就必然有平阳商人。

晋商到明代开始“结伙成帮”,已在全国享有盛誉。《清稗类钞》:“亢氏为山西巨富,自明已然”。明代开中制后,晋商大多都是晋南盐商,平阳的亢氏,蒲州的张氏、王氏、展氏积累起大量财富时,晋中的王家、范家、常家、乔家都还没有起步。    

平阳商帮在明代就有“平阳、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”之誉,是晋商中率先发展、居于首位、实力最为雄厚的代表性商帮。北京创建于明代的商人会馆共12个,属于今临汾市范围的就有临襄会馆、临汾东馆、临汾西馆、晋翼会馆、洪洞会馆、浮山会馆、襄陵会馆等7个。由此可见,明代在北京的平阳商人势力之大。    

明清时期,平阳府亢氏人称“亢百万”,是“富可敌国”的全国首富,与襄汾县师庄尉家、北柴王家、南赵杨家、南高刘家并称晋商五大豪富。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,“山西富室,多以经商起家。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,实为最巨”。《山西通史》(明清卷)记载:临汾亢家,“蓄资以七八千万计”;“襄汾的尉、王、刘、杨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,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时期日进斗金”。而晋中的侯、曹、乔、渠、常、刘诸姓人家鼎盛时期资产仅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,与平阳商帮不在同一档次。况且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,而平阳帮则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。    

晋南还是晋商兴起的精神之源,晋商成功的精神起点。这个精神源泉和起点就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。关公关云长的老家就在平阳府运城解州盐池附近的常平村。关公崇拜是晋商一个独有的现象。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,尊为武财神。晋商所到之处,以会馆为载体,到处建关帝庙。全国多达30余万座,几乎百里一座。晋商以关公作为精神支柱,以关公的义气来教育和约束同乡、团结同行,借助关公的神武保护财产安全和经营昌隆。关公是晋商商业人格升华的催化剂,关公是晋商商帮团结的粘合剂,关公是晋商文化的载体或符号,关公就是晋商在商战中的道德信用卡。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,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,把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,特意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:    

第一时段: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,是平阳商帮一枝独秀的时代。明朝是晋商崛起的早期阶段,率先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就是平阳商帮。    

明代隆庆、万历年间,运城蒲州张四维家族、王崇古家族、马自强家族,均是大商人家族,三家联姻为亲戚,结成了盐商团伙,控制了河东、长芦两处盐利,具有一定的垄断性。明代平阳府还有许多著名商人,如沧州盐商展玉泉,长芦盐商王海峰,专门在甘肃一带经营粮草、输粮换引的范世逵,一直在西北经营的曲沃富商李明性,在辽东经商的安邑人王玺,活跃在吴越冀豫间的席铭,另外还有洪洞李家、刘家、董家,襄陵的乔家、高家等。临汾赵家兄弟创自明朝正统年间元年(公元1436年)的著名老字号“六必居”,距今已有580年的历史;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老字号“都一处”、“乐仁堂”、“红星二锅头”等都是临汾、浮山等地的晋商首创和经营的。    

这一时期平阳商帮的杰出代表是临汾亢家。亢家既是大盐商,又是大钱商、大粮商和大地主,在华北占有良田百万亩,其生意垄断华北,辐射全国。《中国经济全书》称:“亢氏……,凡二百余年,其家运之隆盛,可谓极矣。”许指严所撰的《象牙焚身录》记载,乾隆皇帝曾说:“朕向以为天下之富,无过鹾商;今闻亢氏,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!”    

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《万里行记》中曾讲:“百年以前,扬州是中国最热闹的大城市,与西   安、北京、洛阳齐名,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,与巴黎、伦敦、罗马、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,可见其繁荣程度。”而盐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,明清两淮盐商的总数,当以千百计。关于明清扬州盐商中的巨富,历来有“北安西亢”或“南季北亢”之说。

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,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,亢氏与安氏齐名,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。“南季”指江苏泰兴季氏。“西亢”“北亢”均指山西平阳(今临汾)亢其宗及其家族。孙静安《栖霞阁野乘》卷下有《季亢二家之富》条,说:“江南泰兴季氏,与山西平阳亢氏,俱以富闻于天下。”邓之诚《骨董琐记全编》卷三“富室”称:“康熙时,平阳亢氏,泰兴季氏,皆富可敌国,享用奢靡,埒(lie)于王侯。”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,有这样一段记叙:“亢园(扬州瘦西湖前身)在小秦淮。初,亢氏业盐,与安氏齐名,谓之‘北安西亢’。亢氏构园城阴,长里许,自头敌台起,至四敌台止。临河造屋一百间,土人呼为‘百间房’”。当时民间流传着‘上有老苍天,下有亢百万;三年不下雨,陈粮有万石’!”    

第二时段: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,是“北号南庄”,或者叫平(遥)祁(县)太(谷)介(休)商帮与平阳商帮两大商业劲旅竟辉并存的年代。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,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,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。钱庄与票号金融汇兑功能类同,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、总体数量之多,还是运营时间之长,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。

据《中国实业志·山西卷》记载:“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,创建于明万历44年(1616年)”,也就是说,南高刘家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,比平遥日升昌票号(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,1824年)要早208年。当时平祁太介商帮主要从事北方、东北、内外蒙古、俄罗斯一带的生意,而平阳商帮则称雄于京师、河北、中原、江浙、西南、西北及东南亚一带。    

晋商设立的钱庄和票号,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银行业的“乡下鼻祖”。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:“北方有票号,南方有钱庄,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。这个东西呢,是土生土长的,我们的票号、钱庄还开到国外去呢,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,有它历史上的功劳,在中国是首创的。”    

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除临汾亢家外,还有襄汾尉家和王家。雍乾时期,尉家代表人物尉佳瞄准江、淮、山、陕“民稍宽厚”的有利环境和两湖、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,从山、陕收购铁、盐、皮、羊、烟叶、木材等转运两湖、江淮,又由江淮贩运丝、茶转销内地,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,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,逐步扩大了银号、钱庄的经营业务。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,扩大经营范围、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,号铺由山西、河南发展到安徽、湖北、四川和扬州、苏州、杭州富庶地区,遍布大江南北全国18个省市。由杂货、布匹发展为丝品、绸缎、钱庄、当铺、盐店等,鼎盛时期可“日进万金”。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,是重视精神价值,对待店徒,平等宽厚,薄利厚薪,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。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,每年派出尉家戏班,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。尉佳还按时到扬、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。雍正时尉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郑板桥为家塾教师,资助他应考科举,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。

郑板桥为感激尉家的知遇之恩,为尉家留下“布衣暖,菜根香,诗书滋味长”和“难得糊涂”等石刻墨宝.至今传为佳话;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运城盐务时,用巨资买得盐池股权,从河东盐池到淮北、淮南以至扬州、苏杭等地,都开设有王家盐号,承办盐业运销,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,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、尉家的富商大贾,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。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,抵制了“洋商”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,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,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。    

第三时段:清末、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,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。    

晋中票号在清末民初先后倒闭,而晋南许多钱庄、商号却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之前。史称“京师大贾数晋人”----北京资本最多、规模最大的粮店,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;北京的油盐酒店,多为襄陵人经营;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,鲜鱼口往西有布巷,全为翼城人;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“敬记纸庄”,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,业务联通海外诸国,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。    

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是襄汾南高刘家。刘家的代表人物乙亥举人刘笃敬,从1905年到1916年之间,执掌山西工商界牛耳达十一年,担任山西商务局总办、山西商会会长、保晋公司总经理,山西咨议局副议长、山西议会副议长、中华矿业联合会副会长、同蒲铁路总办等职。其业绩已收入《山西电力工业志》、民国八年《太平县志》和1991年出版的《襄汾县志》等史志版本。刘笃敬他积极领导争回山西矿权运动,在与英商福公司谈判中,据理力争,挫败英商,1908年1月代表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约赎回山西矿权,遂以275万两白银将平定、盂县、潞安、泽州、平阳各矿产赎回自办。    

刘笃敬还大胆投资现代工业,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9年)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,即太原电灯公司,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,载入桑梓史志;他还通过好友同盟会黄兴暗中大力资助辛亥革命,1912年9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,曾约刘笃敬长谈,同盟会山西支部欢迎孙中山与山西各界名流拍照合影时,在孙中山的右侧是阎锡山,而左侧就是刘笃敬。由此可知刘家在山西当时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显赫。《山西通史》卷六《人物志》称赞刘笃敬“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”。    

这一时期晋商代表还有襄汾杨家。历史进入清末民初,国事日非,外受列强侵略,洋货泛滥。二三十年代,晋南各地洋布、洋面、洋烟、洋煤油、洋火柴、洋丝线、洋纸张、洋咸盐以至洋画、洋书(新约全书)等洋货,几乎充斥市面。太平南赵杨家在此时刻,以振兴民族工商业,抵制洋货为己任,挺身而出。此时已是西北商界巨魁的杨世堂,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,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回报晋南家乡。他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、世德和钱庄,在汾城开设药铺、古城粮店,作为回旋门面。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,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。以数万银开办新绛火柴厂,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,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。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,艰苦创业的精神,经两代人奋斗,一跃成为拥有数十座商号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,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。    

对于晋商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,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,更需要低头思考。学**重温明清晋商的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,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,因循保守。明清时代,敢于远离家乡,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,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,尤其是晋南平阳商帮更是晋商的杰出代表。

责任编辑:李建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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